继夏天海参热死了、猪遇疫情，大连农村商业银行不良率翻倍之后，另外一家农商行也因为自然原因不良率急增。

近日，甘肃康县农商行披露的2019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显示，截至2018年9月末，不良贷款18383.41万元，不良率7.90%，较上年末上升3.13个百分点。

康县农商行解释称，受“8·7暴洪”及气象灾害的影响， 作为区域主要农产品的核桃、花椒、天麻等经济作物产量下降，部分乡镇出现绝收，农民收入出现缩水，致使部分客户不能按期归还贷款利息，导致不良贷款大幅上升。

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对第一财经表示，银行对自然灾害是很难规避的，特别是农商行。农商行的业务受区域限制，一般在一个县或者一个区内开展，另外，客户主要集中在三农客户、小微企业，风险的确比较高，而且风险集中度比较高，一旦一两个行业出现状况，整个不良率都上去了。这也决定了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本来就会比银行业平均水平要高。

核桃、花椒绝收，不良剧增

截止到2018年9月底，康县农商行不良贷款18383.41万元，不良率为7.9%， 较上年末增加 3.13个百分点，较2018年初上升幅度为66%。

康县农商行称，为加强贷款质量管理，全面夯实不良贷款数据，压降不良贷款偏离度，按照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实施细则，对利息逾期360天 (含)以上贷款进行了全面分类认定，并调入不良。

“因我行信贷资金大量投向农户，农户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差，收入来源单一，大部分农户收入来源全靠劳动力输出打工赚钱，外出务工人员春节回家时才能还本付息，按季结息较为困难。加之受8·7暴洪及气象灾害的影响，作为主要农产品的核桃、花椒、天麻等经济作物产量下降，部分乡镇出现绝收，农民收入出现缩水，致使部分客户不能按期归还贷款利息。因此利息逾期360天(含)以上贷款增多，导致不良贷款大幅上升。”康县农商行称。

再者，是不动产管理登记的影响。甘肃省被列为不动产登记管理试点县，由于90%以上的房产无土地证，试点前该行一些客户用房产证办理了他项权证，按照新规不予换发不动产登记证、不办理他项权证登记，致使部分房产抵押贷款因一时找不到新的抵押物，从而贷款无法办理续贷，导致贷款逾期。

大额不良贷款也是不良率加大的原因之一。康县农商行称，自2017年起针对大额不良贷款采取了诉讼，目前诉讼9笔，涉及金额3149.26 万元，其中只收回一笔，涉及金额30万元，其余虽都已胜诉，但还未到执行阶段或执行尚未结束。

此外，该行的不良率还受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。康县农商行表示，受国家加大环保政策落实的影响，部分中小企业因设备落后，致使生产成本不断增高，盈利水平持续下降，导致不能按期归还利息或本金。

在上述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中，康县农商行并未提及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全部列为逾期贷款，也未披露逾期90天以上及列入不良贷款的总规模。

中诚信国际出具的2018年康县农商行主体信用评级报告显示，该行采用展期的方式控制不良贷款增长和缓解贷款客户还款压力，截至2018年6月末，该行展期贷款余额为3.93亿元， 该行将展期贷款划入正常类。逾期贷款方面，截至2018年6月末，该行本金或利息逾期贷款在总贷款中占比9.01%，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比7.42%。逾期贷款和展期贷款占比较高，未来资产质量下行 压力依然较大。

农商行不良率依然高企

这不是第一起由于受自然灾害影响不良率激增的农商行。3月11日，大连农商行披露的2019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显示，截至2018年9月底，该行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9.95%，为2018年年初的2.01倍。

大连农商行解释称，这主要是受近两年大连地区自然灾害影响：2018年夏季百年一见的持续高温，使圈养海参、其他海产品大量死亡绝收;入秋之后非洲猪瘟疫情，则导致部分地区2018年生猪养殖出栏率降至零，当年新增海产品、生猪不良贷款3.4亿元。

大连农商行的多项指标也开始告急。数据显示，2018年9月底，资本充足率已降至9.25%，一级资本、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6.82%，拨备覆盖率只有56.02%，比2016年底大幅下降106.17个百分点，比2017年底也下降了47.84个百分点，大幅低于监管红线。

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，这就涉及农业风险的防御问题，完全靠银行是承担不了的，并且这种风险很难通过现有的贷款技术完全降低。

“当下，农业风险的防御是通过农业保险或农业担保来进行风险的分担，国内现在政策性农业担保和政策性农业保险都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，但是由于风险实在太高，需要建立一个长期、稳定的体系来承担。例如，财政持续的支持、政策性担保、融资担保、政策性保险等。”曾刚表示。

其实，从农商行整体上来看，随着宏观经济的变化，2018年以来，不少农商行不良率高企，资产恶化。

例如，安徽桐城农商行在2018年末的不良贷款率由年初的3.03%升至12.25%，大幅上升了9.22个百分点;淮南通商农商行在2018年11月末不良贷款率为7.37%，较年初的3.01%大幅上升了4.36个百分点;贵州平塘农商行在2018年9月末不良贷款率攀升1.55个百分点至6.49%等。

2月25日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四季度末，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.03万亿元，较上季末减少68亿元;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.83%，较上季末下降0.04个百分点。其中，农商行的不良率为3.96%，但较三季度的4.23%有所下降。

董希淼表示，农商行要加强内部管理，提高风控水平，扩大业务的行业分布，降低客户集中度，做小、做散，规避风险。同时，要借助金融科技的一些手段加强贷前预测、贷前监测、贷后的总结。

“当下中小银行的不良压力特别大。虽然不少农商行都把处置不良放在重要位置，不过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，由于规模小、腾挪的空间小，处理不良贷款的渠道比较有限，难度也更大。监管应对于中小银行，特别是一些小型城商行、农商行在不良贷款的处置上给予支持，设置一定的过渡期、缓冲期，不要一刀切。”董希淼称。